2016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宏观经济向好以及中国“去产能”政策带来的供需基本面改善的支撑，全球矿业出现复苏迹象。然而，由于国内矿业和地勘行业受国家政策、财政资金投入等因素影响，对市场反应的灵敏度较弱，与国际相比，存在着2~3年的时间差。因此，当国际矿业走出低谷的时候，我国矿业和地勘行业仍旧处于下行通道，但降幅已明显收窄。

　　从长远来看，矿业行业的前景取决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其能否接续中国需求。在这种大形势、大背景下，地质工作面临着怎样的需求，应该怎样去做，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地质工作面临新形势

　　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是永恒的，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前，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出现重大转变，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使得全球资源需求增速放缓，由此带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及与之相关的矿产资源供需格局发生重大调整。

　　一方面，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矿产资源消费、生产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矿产品的供需形势和国际矿产品的供需格局。最突出表现为，我国矿产资源的需求趋势将由过去的各矿种“普涨”转向“分异”：煤炭、铁矿石、锰矿等矿产资源需求达到顶点后逐步下行;铜、铝、镍、钨、铅等矿产资源需求增速将放缓，并在未来10年内达到顶峰;石油、天然气、铀矿以及非常规油气等资源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锂、铍、锶、锗、镓、铟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关键矿产则进入需求增长爆发期。

　　另一方面，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是永恒的，我国大宗矿产未来将面临新兴经济体“量”的争夺，战略性新兴矿产将面临发达国家“质”的竞争，资源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大宗矿产需求仍旧旺盛，尽管需求增速放缓，但总量仍然很大，而战略性新兴矿产需求方兴未艾，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我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竞争压力：一是支撑国家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大宗矿产品巨量需求，将面临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兴国家的资源竞争;二是支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向中高端，乃至“中国创造”所需的关键矿产需求，将面临来自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源竞争。前者是“量”的竞争，后者更多的是“质”的竞争，是占领并引领未来高科技产业发展潮流的竞争，更是资源部门参与全球化、区域化资源治理的话语权竞争。

　　矿业行业具有与生俱来的周期性特征，需客观审视当前矿业市场和矿产资源需求的趋势性变化，地质调查工作应有长期和超前视野，近期部署应有长期战略：

　　能源矿产，特别是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等新兴矿产，应注重资源的先期调查与研究，注重其探采方法技术的储备，为商业性开发奠定基础。

　　大宗固体矿产调查，应具全球视野，国内调查重心放在优质资源上，注重其技术经济评价，以新、老地质调查资料促进大宗矿产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发展，确保可稳定市场的国内最低限度资源供应，国外则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境外地质调查，促进我国急需紧缺矿产资源的合作开发。

　　战略性矿产或关键矿产，应加强资源前景调查与评价，注重其识别、界定，定期更新和发布关键矿产清单，支撑服务于勘探开发政策的制定，引导商业性开发，影响甚至掌控国际市场话语权。

　　环境调查需求急迫且重要，是当前地质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当前，我国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截至2015年底仅为55.6%，远低于同期美国的81.6%和德国的75.3%，未来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近十多年粗放式的城市自然生长，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前期地质工作主动支撑服务不到位，导致我国重要经济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三生一体”严重分离，东部主要经济区已超出生态环境承载力能力，水土污染、地面沉降、雾霾等灾害频发。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要实现城镇化率“量”的增长，更需要缓解和治理“大城市病”，实现城镇化“质”的提升。这就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面”上，地质调查要为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服务，特别是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所需的环境地质信息。

　　在“点”上，需要针对重要经济区、城市群发展，深入探索并开展系统的城市地质调查(包括地下空间利用)，创新工作手段，制定工作方法与标准，建立深部(地下)地质资料系统积累制度，实现重点城市(群)地下200~300米空间的“数字化”与“透明化”。

　　在城镇“外围”的矿山和相关工业区，地质调查需要围绕绿色开发理念，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加强对包括地下水、土壤在内的环境污染的系统监测、调查与评估。

　　资源环境综合调查需求是趋势性的，是地质工作发展的重要方向。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地质工作服务资源需求，也要服务于环境需求。资源与环境并重，是世界地质工作共同的发展趋势，开展资源环境综合调查是大势所趋。亟需加强区域能源、矿产、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综合承载力评价，为现有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优化提供基础性地质功能产品，包括上述各类自然资源的总量、质量、分布、经济可供潜力、承载能力等基础数据、图件。另一方面，应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际问题，需要资源环境综合调查资料，以及经综合研究提出解决方案。

　　当前地质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统观新形势下的地质工作，需求总量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地质工作的领域和范围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但地质勘查队伍的业务转型与结构改革却没能跟上，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总体来看，当前地质工作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与不足：

　　一是浅层大宗固体矿产勘查能力过剩明显，深部勘查能力不足。我国从事固体矿产勘查的地勘单位形成了百局千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截至2015年末，全国拥有地质勘查资质的地勘单位共计2640个，大宗固体矿产勘查能力明显过剩，尤其是新常态下我国的煤炭与铁矿矿产勘查能力。这主要是由于地质工作传统思维与方式使然。然而，对于500~1000米以下空间的深部勘查能力又显不足。

　　二是传统领域地质工作能力过剩，新兴和交叉领域明显不足，特别是城市地质、农业地质等。我国的地质工作自诞生以来，大部分工作内容都是为找矿服务的，以至于大多数地勘单位都是以传统找矿为主，对于新兴和交叉领域的勘查能力明显不足。

　　三是调查能力较强，研究能力弱化，科技创新引领不足。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地质调查队伍与地勘队伍重调查、轻研究，研究能力弱化，科研队伍重科研、轻调查，造成了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的脱节，科技创新对地质调查引领不足、支撑不够，这已经成为困扰地质工作发展和提升的主要问题。

　　四是数据采集能力过剩，产品服务能力不足且单一。我国地质调查已经历经百年，积累了海量的地质调查数据，数据采集正以每年数以万计的速度增长，但是我国的地质调查数据产品单一，产业化、社会化仍旧停留在初级阶段，服务能力严重不足。

　　五是矿产勘查成果低端，无效供给严重。长期以来，“找大矿”一直是地质人追求的目标，矿产资源的经济属性退居其次，造成了国家矿产资源储量表上“量足而质低”的现象，地质找矿无效供给严重。

　　此外，地质工作还面临着低端人才过剩，高层次人才短缺，地质工作主动服务意识有待增强，理念有待转变等问题。

　　未来地质工作的几大着力点

　　推进资源勘查领域的“四个转向”，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与近期资源需求。

　　针对国内外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供需形势变化，地质工作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调整工作重心，实现“四个转向”：一是转向未来仍然极度紧缺的石油、天然气、铀矿等资源，页岩气、页岩油、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以及地热等清洁能源勘查，支撑国家能源资源转型;二是转向服务于低碳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锂、钴、钒、钨、稀土等矿产资源勘查，支撑国家高端制造，争夺市场话语权，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资源治理;三是转向钾、磷等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矿产和地下水资源勘查;四是转向石墨、高纯石英、蓝晶石、叶腊石等重要非金属矿产资源勘查。

　　拓展并加强城市地质工作，支撑服务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地上、地下两个空间，城市地下空间基本情况不明，城市地质工作精度、深度、广度难以满足需求等问题，急需拓展并加强城市地质工作。东部地区宜以地下空间200米~300米“数字化”、“透明化”为目标，推进城市建设向纵深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地质工作，宜以防灾减灾、降低环境影响为目标加以推进;西部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宜加强前期基础地质调查。未来我国城市地质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应聚焦于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识别与评价及其治理、地下水动力系统的变化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按地貌对各类城市地质问题开展调查评价、城市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城市地质监测和测试方法技术研究等。

　　引导地质勘查工作“走出去”，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地质勘查工作“走出去”，不仅能有效缓解国内矿产资源地勘能力过剩的问题，更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方面。地质工作“走出去”，要从“找矿、拿矿”向目标国的资源基地综合调查转变，不仅要开展地质、矿产调查，更需搜集相关的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等资源开发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信息和数据。要结合目标国的资源国情及需求特点，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开展优势互补的地勘合作。同时，国家海外地质调查要注重与企业开发建设的有效衔接，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接，实现“海外地质调查—地质勘查—企业开发—服务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地质调查及其创新能力，推进落实“三深一土”战略。

　　向深部进军是新时期党中央对地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地球深部不仅有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有城市发展所需的地下空间，更有抢占世界地球科学前沿的领域。以落实“三深一土”战略为导向，以打造地球深部探测与能源资源安全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着力通过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和引领地质调查，提高地质调查能力。一是加大探测深度、精度，拓展地质调查纵深范围。二是加强资源与环境的综合调查，加强学科、调查手段的交叉，成果的综合解释与应用，提升综合调查与综合研究能力。三是创新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机制，整合产、学、研机构的力量，培养具有创新技能和创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深部探测高新技术和成果的有效转化与应用。

　　以资源环境综合调查为手段，全力支撑国家自然资源综合管理。

　　资源与环境是相对的概念，环境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变为资源。地质调查工作需要贯彻大地质、大资源理念，开展大型资源基地的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资源调查要实现从“量”的调查到“质”的研究转变，包括资源的品质、规模、技术经济性、主要用途等。这里所指的资源，不仅包括能源和矿产资源，还包括土地、水等其他自然资源。从更长远来看，地质工作还需开展更加全面、更加精准的调查、监测、模拟与预测相结合的系统化工作。

　　依托地质大数据，实现“采集-整理-加工-产品服务”于一体的英美地质资料服务模式。

　　数据是重要的资产。美国地质调查局、英国地质调查局等发达国家的地质调查机构，在公益性地质调查及成果资料数据的采集、收集、整理、挖掘、产品研发和服务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地调局以资源生命周期为指导，在开展资源数量、质量等基础信息采集的同时，强化资源生产、库存等信息搜集，加强元素、矿产物质流向及分类标准研究，开展资源国矿产政策对资源供应链的影响分析。英国地质调查局以1300人的力量，实现了公益性地质调查数据服务与商业性定制化个性服务的有效衔接，满足了英国乃至世界对地质工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多年来，我国地质工作形成了“海量”的数据资料，但“轻数据、缺服务”的局面没有改变。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需要完整的、可靠的大数据支撑。基于地质大数据的搜集、整理、整合，再到产品的开发，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服务，将是今后地质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未来地质工作要发挥地质大数据优势，开展精准化、精细化、定制化的服务，实现以地质大数据为基础的“采集-整理-加工-产品服务”于一体的英美模式。

　　加强政策研究与引导，推进地质工作体制机制改革。

　　当前，正值矿业市场低迷期，也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期。从国外地质工作发展历程及经验来看，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仅是地质工作的一部分，大部分地质相关工作由市场完成。地勘单位企业化、市场化将是地质工作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也在倒逼地勘单位，乃至地质工作机制改革。一是国家地质调查应加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接，引领地质工作(包括地方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完善转企地勘单位过渡政策，制定鼓励转企地勘单位与相关矿业企业并购与重组政策，支持各种社会资本参与，引导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矿产勘查开发集团公司。三是充分发挥政府，特别是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矿产勘查“走出去”统筹协调，强化顶层设计，及时制定并发布相关规划或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