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体政协委员齐聚人民大会堂，聆听14位全国政协委员大会发言。委员的建言中不乏关于经济发展、国土资源管理的真知灼见。

　　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推动城乡关系变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当前，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转型与增长面临着体制成本过高、市场开放不足等突出问题。

　　对此，他建议，要处理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本质是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推进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降成本、补短板，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力度，尤其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有实招。要尽快补上人口城镇化这个短板，通过释放新型城镇化的巨大内需潜力，为扩大就业与房地产去库存找到根本性出路。”

　　同时，他特别提出要处理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推动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释放城乡一体化的巨大红利，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迟福林说。

　　他建议在严格用途和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尽快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修改相关法律，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转让、抵押、继承等在内的完整产权;促进城乡资本双向流通。

　　“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迟福林说。

　　加快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

       1.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理顺。我国现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地质公园等9个类型，管理的主体责任在地方政府，业务归口分属多个部门，造成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职权交叉。

       2.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我国大部分自然保护区长期存在保护区区划不合理、本底数据不清楚、缺乏动态监测等问题。

       3.法规建设相对滞后。《自然保护区条例》发布至今已22年，有些规定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从问题入手，朱维群建议：

       1.加强国家自然保护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公园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明确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职责，形成有效的运作体系，真正体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各类保护地的公益性属性。

        2.实事求是调整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结合“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对居住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与缓冲区内的居民实施生态移民;尽快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区内已有探矿权、采矿权退出补偿机制;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较低的重点城镇、交通干线、重要发展区域调整出自然保护区范围。

        3.加快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进一步明确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职能职责，规范自然保护区设立的审查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妥善处理保护区内土地权属问题，在依法、公平、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置换、赎买、租赁、出让、入股、补偿等办法，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流转制度，逐步实现核心区和缓冲区的集体土地、山林由保护区管理机构统一实行用途管理;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事权，逐步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运行经费纳入中央预算，提高各项资源税费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加大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西部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投入力度;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楼市调控，需土地、金融等多方面形成合力

　　“是到了把稳定楼市、稳定房价作为紧迫的重大任务的时候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中心主任张泓铭在发言中表示，“楼市的激烈波动，尤其是房价快速上升，对经济社会乃至于全局的破坏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头。过分看重它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作用，放纵过热，其实是饮鸩止渴，加速危机的到来。这是国际上多少惨痛经历得来的教训，但还有些人尚未醒来，还企图依赖加热房地产这张老方子医治经济病”。

　　“中央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不仅仅是对个人和机构说的，更是对地方政府说的。”张泓铭说。

　　对于中国楼市长期波动、调控反复循环的原因，张泓铭认为：

       1.是长期以来国人对楼市作用的片面认识，过分依赖它推动经济财政的增长。如果紧缩调控导致楼市平稳或疲软，以致经济增长不够理想，就重新加热楼市，于是楼市陷入下轮循环，这就是楼市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

       2.长期以来货币供应量过大，而投资市场狭隘，导致货币大量流向楼市，不断抬高房价和销售额，这是楼市长期不正常的关键原因。

       3.在前面两个原因的推动下，“房价只升不降”成为民众牢固预期，导致阶段性恐慌式购买，这是楼市长期不正常的心理原因。　　

       对此，张泓铭指出，需要综合施策，根据实际情况由各地加推税金的增或减、交易门槛的升或降、费用的增或减、土地供给的增或减等政策，同金融手段形成合力。

　　城镇土地资源开发，要和国土保护相结合

　　“美国城市人口2.58亿，城市数量多达10158个，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50%期间，城市由392个增长到2722个。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7亿，城市数量只有656个，且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6.1%期间，城市从668个降至656个。”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郝明金从数字对比，引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中小城市建设存在的差距。

　　他建议，应建立机制，有效配置各类生产要素。进一步突出城乡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对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统筹作用。“把城镇土地资源开发和国土保护结合起来，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为‘底盘’，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为‘底线’，编制实施国土空间综合规划，促进国土空间高效、可持续利用。”

　　此外，他还提出，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1.在新生中小城市，逐渐摒弃“上下对齐”的行政模式，下放管理权限，严格控制行政人员编制和经费，管理、服务更多依靠市场、社会;

      2.推进新生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并落实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挂钩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救济、养老、卫生、教育、文化、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县域城镇化的分类指导，推进就近就地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