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中立， 1934年10月出生于安徽安庆市;地质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学家，中国镍矿工业和甘肃省金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长安大学教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记者在长安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他时，汤院士正伏案工作。虽是耄耋之年，他的工作时间依然与年轻人一致。“小时候家境特别贫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回忆起往事，汤院士记忆力惊人，能够准确说出幼时颠沛流离生活的所有细节，包括途经的每一个地点。

　　动荡流亡年代坚持求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事很快波及安庆。父母带着年幼的汤中立几经辗转，流亡到湖南。流亡中的汤中立，学业却并没有受影响，他说：“我父母看重读书，即使环境糟糕，但在那个年代3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未辍学。”

　　“读大学选地质专业其实有些偶然性，当时国家需要专业人才，兴办地质专业。” 1952年，汤中立高中毕业，他顺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了当时新中国最为艰苦的地质专业。

　　毕业后，汤中立被分配去了酒泉，“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啦，那时候铁路只能到兰州，坐汽车到张掖都是土路，从张掖到酒泉的路就更不好走了，条件算是比较艰苦的。”汤院士忆起往昔很感慨：进入祁连山地质队以后才真正感受到地质工作的辛苦，每天都要在固定的填图路线走，至少要走20华里;每天在戈壁滩上搬一次家，晚上睡在帆布脚都被吹起来的帐篷里，冻得瑟瑟发抖。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没有一点退缩的想法，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发现更多的矿产，对自己的工作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热情。

　　“ 心理上有寄托 挫折也就云淡风轻了”　　

       谈起自己的工作，汤院士充满了激情：“当时国家领导来视察，都说金川就是一个金娃娃。”这个金川就是汤院士工作数十年的地方，在这里，30出头的汤中立和他的同事们发现-400米以下的大富矿体，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镍矿。这也激发了他研究小岩体成大矿的学术体系的热情，他说：“当时国外都说是大岩体才是成矿，我们的经验却并非如此，所以我对这个理论很感兴趣，一直在钻研。”

　　然而特殊年代，汤中立也受到了磨难，被安排在农场干农活打扫厕所，这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挫折，但汤院士说：“当时觉得特别受打击，但好像过去也就过去了，主要是我一直在做小岩体成大矿的理论，这是我事业上的理想。我建议年轻人在工作学习上也要如此，一定要在心里有一个寄托，这样很多挫折反而显得云淡风轻了。”

　　“ 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寂寞”

　　谈到自己为何耄耋之年还坚持工作，有哪些锻炼秘诀?汤院士笑着说：“我的秘诀太简单啦，就是每天早起自己做做操，没事就在院子散散步。”前两年，汤院士因为腿疾坐了一段时间车，痊愈后他坚持步行上下班。他说：“我六十岁的时候当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没有具体的退休年龄，我们的理论也一直在推进。”他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说：“对于‘小岩体成大矿’这个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一个学术上的寄托，而且我本人看到这个认识和实践在不断相互促进和推动，所以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寂寞，总觉得有一分力就发一分光。”

　　地质生涯

　　1956年春天，汤中立和几位毕业同学一起来到酒泉，在甘肃省祁连山地质队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其时，大西北正是国家建设的重点，急需地质工作者为国家提供各种矿产资源地。这为汤中立实现其地质理想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从1956年起，汤中立先后在甘肃北山地区，祁连山地区和河西走廊两侧山区从事地质普查工作。他先从实习生开始，由于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突出能力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第二年就担任分队副技术负责人，第三年任分队长、技术负责人。在此期间，汤中立和他的同事们，在前辈地质专家宋叔和、陈鑫、严济南等人的指导下，通过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填图、检查古矿坑遗迹和群众报矿线索等方法，先后在以上地区发现了铜矿、铁矿、萤石矿、镍矿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产地。

　　1956年7月汤中立、陈振兴、杜松亭三名实习生组成地质组，由汤中立任组长，在甘肃北山星星峡-白墩子一带进行1∶20万路线地质调查。一天，在进行地质路线填图时，发现一块含铜矿的转石:淡黄绿色蚀变岩，除孔雀石外，隐约可见黄铜矿豆点。当时已近中午，他们商定停止路线观察，改按转石追索法，沿着戈壁滩上转石可能的来源方向一步一步追索。他们一直追到一座黑色大山的背后，铜矿转石突然增多，而且有古人采冶的遗迹，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原生矿露头。经过观察，原来这座黑大山的岩性是辉长岩，岩石中也有微弱的黄铜矿化，山背后低凹处是蛇纹石化橄榄岩与底盘白云质大理岩接触，就在外接触带发育一条北西西向的铜矿矽卡岩带。于是他们便投入地质填图和地表工程揭露。严济南工程师和苏联专家谢尔巴科夫闻讯从大队部赶赴现场，指导勘察。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当年10月份打钻，见到深部原生矿。第二年，由甘肃省地质局组队勘探，求得铜金属储量4.3万吨，Cu品位1.64%;银93.9吨，品位93.3克/吨。其后，由白银公司实施矿山开采。

　　慧眼"卵石"诞镍都

　　1958年10月7日，时任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分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王全仓、邱会鸿等一行五人，来到永昌县河西堡，向县委设在那里的大炼钢铁指挥部汇报工县委书记王虎法带领他们查看群众的报矿成果。汤中立挑出几块感兴趣的标本询问情况。一块大如卵石、布满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了汤中立的特别注意。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其他同事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报矿人的住地，由报矿人唐东福热情引路，前往白家咀子含孔雀石的岩体露头处。此时已近黄昏，他们稍事观察敲打一阵，在夜色降临之际安营扎寨。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汤中立和王全仓、赵国良对矿化露头、超基性岩性的范围、顶底盘围岩进行了追索和初步圈定，并勾绘了地质草图。根据当时的工作情况看，只是在超基性岩体(后来的一号矿区)的北侧找到两处氧化矿露头，每处露头长20-30米，宽10余米，两处露头之间相距约300米;矿化露头上，孔雀石、铜蓝、锡铁矿十分发育，黄、褐、蓝、绿，色彩缤纷。汤中立面对此种情况，把眼前的发现与两年前发现的辉铜山铜矿进行了比较:两者都发育在基性超基性岩体底盘与白云质大理岩的接触带上，此处发育在内接触带，彼处是在外接触带;按地表矿化程度，这里比辉铜山的情况更好;辉铜山经勘探证实是一个富铜矿，这里肯定是一个更有希望的铜矿。在这种对比基础上，汤中立采集了必要的标本回酒泉大队部汇报，留下王全仓等人继续在现场工作。在酒泉，汤中立把他们的发现分别向苏联专家扎库敏聂依和大队负责人陈鑫工程师作了汇报，并陈述说，这是一个很有希望、需要进一步开展评价工作的铜矿。这一观点得到认可，他便赶回河西堡，到分队其他各组抽调人员，加强白家咀子组的力量，开展更大规模的评价工作。

　　陈鑫工程师来到河西堡，并带来一份化验单。陈鑫告诉汤中立，对他带回的矿石标本进行了铜镍两项测定，结果，Cu16.5%，Ni0.9%。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次矿石标本分析报告。其后，陈鑫和汤中立赶赴白家咀子现场，布置了地面地质填图和两口浅井、六个探槽。汤中立一直留在现场工作，直到1958年12月中旬，几个探槽均见到了氧化矿。与此同时，第一口浅井打到七八米深时，见到了具海绵陨铁结构的原生铜镍矿。1959年元月，省局和大队组织两台钻机施工两个钻孔，不久，两孔深部都见到了厚层原生矿体。这就充分证实了该处是一个大型的硫化铜镍矿床基地。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汤中立作为大队技术负责人陈学源的助手，参与组织了金川矿区的地质勘探技术工作，并完成了该矿区最终勘探报告的编制。经全国储委主持的审查会议批准，提交镍储量90万吨，铜储量50万吨。为中国第一个镍工业基地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矿产资源保证。

　　1965年，是汤中立任大队技术负责人的第三个年头，也是金川镍矿勘察工作最为关键的时期。第一和第三两个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普查孔证明是贫矿。在岩体出露面积最大的第二矿区，地表没有矿化显示，此前曾按200米行距施工过19个钻孔，结果仅在岩体东部发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隐伏贫矿体;在岩体的西部，每个剖面上的两个钻孔都没有见矿，却都在200米多深度穿过超基性岩时出现了围岩。汤中立遇到了困惑:岩体是不是呈一个锅底尖灭了?如果岩体像锅底那样尖灭，那么，金川矿区也就没有再大的发展前景了。面对困惑，汤中立和同事们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认为这样尖灭不大自然，因为第一矿区岩体和矿体形态向深部是有较大延伸的，并且在第一矿区见到过含矿岩枝贯入到底盘围岩中的现象。据此，他和一些同事认为深部值得探索。于是，汤中立主持编制了第二矿区深部找矿设计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设计了一批深度400-550米的钻孔，找岩体漏向深部"岩枝"中的矿体。

　　12线ZK22孔的施工设计深度为530米，预计打到岩枝中矿体后将于460米处穿过去进入底盘围岩。但在实际施工中虽然见到了岩枝，但岩枝中并不见矿，钻孔却提前于375.7米打穿岩枝进入围岩，按常规见到底盘围岩就可终孔。汤中立和他的同事们的探索精神，他根据所打到的岩石还不是含矿纯橄岩，推测主岩体还没有打到，深部还大有希望。因此他坚持不能终孔，而是要求继续向深部钻探。结果在410.71米，又见到第